日期：2025-06-25 12:03:16
这是一场等待了两年的胜诉。
2023年1月，律师沈洁向法院提交立案资料：编剧金媛媛起诉制作方要求她多次颠覆性修改剧本后，违约终止双方合作。更换后的新编剧，以“剧本总监”的署名出现在片头字幕。
最终，法院认为制作方部分履约“难言善意”，对合同解除负主要责任。
这场胜利不止属于金媛媛一人，2018年以来，越来越多编剧向沈洁求助：剧本被迫修改、稿酬拖欠、署名消失，已经成为编剧间普遍的困境，并随着影视行业的寒冬不断加剧。
然而，其中70%以上的求助者默默咽下委屈。一位同行曾告诫金媛媛，此前和资方打官司太高调，“许多平台觉得我不好相处，我三年没有接到项目。”
编剧们逐渐意识到，胜利是短暂的，一些根本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在知识产权法中，创作者的著作权天然产生，不能随意转让。为何保护最基础的权益，会成为代价沉重的抗争？
我们又需要怎样的规则与观念，能够指引庞大的内容工业，真正看见、尊重创作背后的人？
“一切由甲方决定就好了”
2022年冬天，沈洁第一次遇到求助的金媛媛。说起自己的遭遇，金媛媛难掩愤怒。她刚接到制片方电话，通知她解除合同。此时，金媛媛已经完成全部24集剧本的创作。
“解约可以，把尾款付给我。”金媛媛直言道。在剧集项目中，编剧的稿酬往往按阶段交付，此时仍有10%的款项没有结清。对面却表示，对她修改的剧本不满意，不支付剩下的稿酬。
矛盾的由头，得从2020年说起。
当年9月，一家制作公司找金媛媛询问，有部古装小说，有没有兴趣改编成剧本？
金媛媛很惊喜，和此时泛滥的“霸道总裁”文学有所不同，这是一部“种田文”，讲述男女主如何联手经营、攻克难关的故事。“很新颖，说不定能做成爆剧。”她答应下来。
不久后，她与制作公司签订了“委托创作协议”。
在影视制作公司工作的刘琳解释，目前多数网络长剧是“定制剧”，即剧集由平台出资，分包给影视公司定制。因此和编剧签署合同的，往往是影视制作公司。
她接触的许多编剧并不清楚，著作权从创作完成之时已经产生：无论是否做版权登记、公开展示，都是天然成立的。但对于著作权的归属，法律不做强制性要求，遵从编剧与制作方之间的履约。
由此，双方有了权利博弈的空间。
刘琳指出，国内影视公司与编剧的合同都以委托为名：无论剧本原创与否，公司付钱后，就能拥有剧本内容的全部版权。“编剧就是一个打字机”。
很快，制作公司的执行人给金媛媛发来合同模版。当金媛媛还在仔细查看，执行人和她说：这是格式合同，老师我们别改这么多了，那边法务很烦的，要不然就把最主要的那几点改改算了。
执行人补充，你就写上，一切由甲方决定就好。
金媛媛想过妥协，要不就按照对方的想法吧。“太刚的话会留下印象，这个人怎么这么难搞。”身边的编剧们听过甲方埋怨，反正你不写也会有其他人写。
最后，她在合同里加上一条具体署名方式：未经我的同意，不能够增加任何编剧的相关署名。
合同也对“修改剧本”做出规定：如果乙方修改三次以上，甲方仍然不满意，有权无条件强制解约。
在沈洁眼中，这份合同已经足够“幸运”。
2014年时，她曾担任过制片方的法律顾问。正赶上影视行业的火热，投资者争相把钱滚进一个又一个项目。在长剧市场，项目按照资金体量，从小到大分为b、a、s及s+。那时一个古装s+项目的投资能高达5亿元。
制片方常常和她说，创作者脑子里装了什么又看不见，怎么保证掏出来的那么多钱，有相等的回报？
沈洁留意过，在欧美和韩国等地，影视工业有“完片担保制度”：保险等第三方资金能够支持项目按期完成，规避影视制作风险。由于国内不可控因素太多，审查政策变了、演员出事了、出品方跑路，类似的制度难以推行。
投资的顾虑落入合同，成了不平等的规定。
沈洁惊讶地发现，一些合同模版中的“霸王条款”，自己也曾是起草者之一，“连错别字都一模一样”。
编剧的著作权什么时候归甲方所有，是否在交付全部稿酬之后，条款常常规定模糊，或是直接写，甲方拥有剧本各阶段性以及最终成果的所有权。
一些底层编剧遇到过，合同里标注“署名的全部解释权归甲方所有”，还会有条文写道“只有甲方才有解除合同的权利，若乙方主动退出，要赔偿甲方因此可能造成的损失”。
2018年，沈洁认识一位导演。两人聊天时，对方说，当个人价值能够和社会的价值一致，一件事或许才能长久地做下去。
“如果我正在做的事对行业发展并不健康，是不是还要继续？”沈洁意识到，自己不该只站在资方的角度考虑问题，行业规则也该保护创作内容的人。从那之后，她开始接触编剧的生活。
“无论写多少遍，都是废纸”
2021年11月，原制作方突然表示对项目投资失去信心，将所有创作成果，包括金媛媛的编剧合同转让给新的制作方中文奇迹文化科技有限公司。
此时，前16集剧本已经在平台“过会”。对定制剧来说，是否“过会”是决定项目能否推行的关键：只有剧集大纲、部分剧本在平台的内部会议上被表决通过，制作方才能拿到平台的资金。
这时，分歧开始出现。
新制作方找到金媛媛，要求修改剧情，表示这是种田文，男主不能查案。这一设定过于吸睛、必须改掉。
金媛媛解释，查案是男主来到当地的动机，删掉后他就成了一个单薄的工具人。对面没有听她的解释，只说“我们要做精品！”
金媛媛感到无奈，制作方并未意识到，修改是“牵一发动全身”的。删除查案动机后，所有集数中与之对应的行为、举止都要重写，“这是颠覆性的改动”。
等制作方把修改完的剧本交给平台，又来了反馈意见：不是通过了吗，给我改回来。
金媛媛有过动摇，要不就退出项目，但又觉得不甘心。“还是希望这部剧能成。”
毕竟行业的变化，正在加重她的焦虑。
2018年以后，刘琳目睹影视市场的投资越来越谨慎，资金逐渐离开行业。s级及以上的项目投资拿不到两亿元，一家平台每年能过立项会的作品，从150部左右减少到50部以下。
但刘琳发现，编剧的数量却并未衰减。“我们自然要找那些性价比最高的编剧，写得又好、又便宜、又要好说话。”
她看见，制作方开始通过编剧库寻找合作。这是一张根据影视剧流量、豆瓣打分等，对编剧进行排位的白名单，名字后面还会打上“配不配合”的标签。排名嵌在大数据系统中，每天都在随着分析精准浮动。
金媛媛曾数次在平台偷瞄到名单。一段时间她没有项目，又有一部剧“扑了”，排名蹭蹭往下掉。她不免忧心，“我希望至少有剧在播，才能保住排位。”
而拥有一个署名的作品，成为进入名单的前提。“不然只能去依附大编剧，帮他们做枪手。”刘琳说。
程方媛曾是网络小说作者。2013年随着网剧兴起，她去电影学院进修后，成了一家影视公司的签约编剧。
程方媛看到，一部网剧的制作周期在三到五年，剧本要经历过会、融资、审核才能开拍。她在公司待了六年，经手的三个项目没等来开机，就在中间环节失去音讯。
她产生怀疑，我真的有写的那么差吗？身边的同行都说，项目没成，编剧就入不了行，“无论写多少遍，都是废纸”。
和公司的合约到期后，程方媛决定自己寻找机会。两年间，她不断陷入比稿、试稿甚至被骗稿的循环。
一些制作方找到她，“能给小说写下改编思路吗？”她交了思路后，对方表示不清楚，“写故事大纲，必须10000字以上。”之后又说看不出细节，要分集剧本，从一集要到三集、五集。程方媛折腾两三个月，交付后没有下文。
后来她得知，这是新人编剧都在经历的事。这些制作方会在试稿编剧里“海选”出最好的内容去平台过会，成功后再决定和谁签约，这样的行为也叫做比稿，期间没有任何合同保障，只有大编剧才能拿到一笔“润笔费”。
一位编剧曾和制作方感慨，我竟然能在十几组比稿编剧里胜出。对面笑了笑，“什么十几组，多的是呢！”后来她和同行无意聊起，“诶你也谈过这个项目啊，我也谈过，就在同一天。”
对此，身为制片方的刘琳也很无奈。早年资本的狂热让编剧署名有许多“水分”，一次她为了邀请出品方的大演员出演，不得不按照对面要求，将一名从未参与剧本创作的该公司演员署成第二编剧。“我会怀疑署名背后，编剧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得测测对方的能力。”
她同时坦承，一些不专业的制作人面对剧本方案眼花缭乱，“好像都不够好”，不明确剧集要做的方向，就寻找更多编剧竞争。也有个别制片方想要找愿意给稿酬返点的编剧，由此催生比稿乱象。
2019年，一位制作人找到程方媛，表示看到她多年前写的原创故事，能不能改成盛行的“甜宠剧”？
程方媛不愿浪费任何一个机会，她约了制片方聊，约定自己承担前期融资风险，将一半稿酬作为项目资金。她请求，“我想拥有一个真正自己写的故事。”
金媛媛和朋友聊起海报署名。 图源受访者
“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但现实中，编剧早已失去对剧本的掌控。
“编剧是没有话语权的。”金媛媛提到，国内的影视行业是制片人中心制，而非编剧中心制。最后的剧本融合了制片人、导演、演员乃至美术的更改。仅在平台方，就有责编、评估、运营等各大部门的想法。
2022年9月，她和制作方、平台一起开剧本会。制作方说，今天才知道演员团队的意见，现在要强演员的故事线。
制作方坦言，为了赶时间，项目被迫在11月开机。演员和制作公司的修改意见发生冲突，金媛媛陷入两难，“我该按哪个来？”
“边拍边改”是她在许多剧组的遭遇。有时刚一躺下，导演助理就敲响房门，“修改意见已经批注好了。”她立刻爬起来写，第二天飞页（临时增加的剧本）就得打印给剧组各个部门。
一些修改是难以避免的。统筹和她说，布景只能用5天，得把30多场戏改到别处去。但另一些时候，有演员把自己的情节拉成单独文档一场场核对，要求“我的每一场戏都要有高光！”并不在意对手演员的戏份是否能配合得上。
直至12月，金媛媛听闻新的编剧进组，工作人员已经往对方的房间送水果。
她跑去群里问，“她是什么人，什么身份？”制作方只说，他帮导演修改一下拍摄本。“有什么修改的可以找我，我才是这个剧的编剧。”金媛媛直言。
曾在视频平台担任制片的黄蕾表示，更换编剧在项目中很常见。她遇到过，一些编剧的创意和故事大纲写得很好，写台词就很生硬，不能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为了剧本质量，她会选择台词写得更好的编剧替换。
“一部戏的创作中有很多路口，我们都想选一条最优的捷径。”黄蕾说。刘琳接触过剧集最多换了16个编剧，最后会有责编对不同编剧的内容统稿，关键在于是否和各个编剧明确了署名、酬劳等权益问题。
正在此时，金媛媛接到被通知解约的电话。咨询沈洁后，她打算按照合同规定履行修改三次的义务。
她把第一次修改的内容交付后，对方表示“男女主感情过渡不够丝滑”。金媛媛加上浪漫的场景。
第二次制片方又说，男主剿匪找到线索的方式过于简单。每次交稿，对面都会在第二天回复，没达到要求，金媛媛只得追问“具体不满意在哪？”
第三次修改后，制片方直接表示，不予认可。不久后发了一份解约通知书。
金媛媛炸了，“修改的标准究竟谁来定义？”
她冲去沈洁的办公室，“这个项目我写了有170万多字，是其他项目五到六倍的量。为什么会到这个地步？”她决定起诉制片公司。
然而更多时候，编剧往往选择忍耐。
当程方媛的项目迎来开机，她发现信息板写了导演、演员等主创的名字，唯独没有自己。她去质问制片人，对方安慰她，正片的时候会有，演员都到位了，闹起来不好看。
等到了开机宴，主创席是一张有十几个位置的大圆桌。程方媛刚坐下和投资方聊天，制片方走过来说，你去旁边那桌坐，这里没有你的位置。
程方媛觉得尴尬，紧接着是没有尊严的难堪。在此前的工作中，她早已听过主创对编剧说，“我们很重视剧本，只是没有时间写才会让你们来。”眼看所有人已经就位，她主动离开坐席，被安排在厕所门口的桌边。
当晚，程方媛想要收拾行李离开剧组，凌晨三点多，导演和制片方跑到她的房间，劝她不要走。
程方媛回忆，自己先想到，这是辛苦写了两三年的本子，真的舍不得。更现实的顾虑在于，如果剧组第二天开机，主创提前离开就属于“炸组”行为。剧组耽误一天，就要浪费十几万的现金流水。“传出炸组、放弃项目的名声，我就完了。”
从拍摄、剪辑到配音，程方媛都跟了下来。一年后，剧集上线，她看了好几遍海报，依旧没找到自己的署名。
追问下，制片人回复，“给你P一张，你自己去发就行。”她只得去找大资方，求来有编剧名字的开播海报，也是唯一一张。
当年七月，程方媛询问稿酬的事。制片方说，这部剧亏了，她投入融资的稿费全没了。程方媛发了三个月消息，没有回音。
三个月后，她的父亲心梗恶化送往医院急救，在120车上，程方媛拨通朋友的电话，“能不能借点现金给我？给爸爸治病。”
程方媛求来的开播海报。 图源受访者
“不就挂了一个别人的名字吗？”
那一年里，程方媛陷入自责、孤独。
她想到自己笔下的男主，这是一个勇敢的人物。他做了很多突破恐惧的事，也在最艰难的时候遇到了爱他的人，向他伸出援手，她盼望着，这个角色能给观众带来希望。“我自己为什么连抗争的勇气都没有？”
这并非是她一人的犹豫。“告了资方，就是得罪整个行业。”一位编剧说，这是一条没法回头的路。他身边的同行把平台告上法庭，尽管最后拿到稿酬与署名，之后和另一个平台谈合作时，对面表示，大家说不能用你。因此一些被侵权的编剧，只能想到更圆滑的解决方案，“这个项目我忍了、不得罪你，那么下个项目是不是也能用我？”
维权的阻碍，同样出现在行业外。
沈洁指出，根据法律规定，著作权包括人身性与财产性权利。在人身性权利中，署名权是最受关注的，紧接着是发表权、保护作品不被歪曲还有修改权。这些都是创作者最基本的人身权益，不能被转让、剥夺。
然而在实践中，著作权法只保护表现，也就是落在纸面上的文字，编剧们的想法和创意都是精神性的内容，取证尤为艰难。
沈洁说，何况剧本被拍摄、剪辑后，影像会和文字有很大出入。“特别是大纲，虽然是整部剧的核心想法，如果要告侵权，就要把整部剧的台词、人物故事线都拆解出来，如果在走向、情节上高度一致，才能构成实质性的相似。”
两个月的时间里，她和助理把自己困在办公室，摆好金媛媛交稿后的最后一版剧本，导演拍摄的全剧本，再在电脑上播放剧集，一句句台词看：每集里有多少场戏和原剧本不同，哪些是金媛媛写的，哪些又是新编剧或剧组改动的？这才整理完了前期材料。
更大的难关来自人们的误解。
有法官问沈洁，编剧不就是写一个本子吗？这个行业这么赚钱，写一两万字，能拿10多万（元）？
也有法官会说，署名到底对编剧造成了多大损失，不就是挂了一个别人的名字吗？不就是抄内容，能有多大后果？
沈洁解释，自己此前也有相似的认知。直到有编剧朋友叫她帮忙调整剧情。她才醒悟，做一部影视剧光剧本就要打磨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每一百字情节都要思考它的合理性和走向，一两万字是不断被否定、推翻、重来的结果。
至于稿酬，要平摊到这段时间里计算。剧本创作往往是团队工作，总编剧接了活再分给团队里其他成员。中下部的编剧稿酬远没有那么高。
沈洁感受到了“忽视”。“著作权法、知识产权法是专业性最高的法律体系之一。”沈洁说，真正投身于这一领域的司法从业者数量很少。
她接触过不少法官，都是从刑事或行政法庭调配到了知识产权案件，对其中一些专业问题并不了解。有法官询问，“你说的这个法条是什么意思，我不知道。”目前国内北上广杭地设立了专门的知识产权法庭。
而在好莱坞，编剧的纠纷有工会保障。署名争议上，工会要求剧本定署名时必须通知每位编剧确认。编剧可以通过工会申请仲裁，并且只有完成剧本不少于30%创作量的编剧才有署名权。
与之相对的，却是违法后低廉的成本。
沈洁曾做过一起盗版影片诉讼的知识产权案件，最后法院判下来的违约金不到五千元，而诉讼的成本达到数万元以上。
“知识真的受到保护吗？”沈洁逐渐怀疑自己的工作，她反复看新闻、看政策，明明都说要重视知识产权。
她开始劝说想要诉讼的编剧，“你们权衡一下要不要起诉，考虑一下今后会不会和对方合作？”多数编剧仍选择在开庭前与制片方和解。他们直言，只要劳务报酬给了，一些锅也就认了、背了。“我们的酬劳里也有一笔窝囊费。”金媛媛戏谑道。
剧集开播前，她找过平台沟通，“能不能帮忙去和制片方协调一下？”对方没有任何人主动过来联系。
有制片人找到沈洁交涉，打探案子进展怎么样了？沈洁回复，诉讼结果明朗了我们才会公布，“不是万不得已，没有人会走到这一步。”
编剧协会曾帮助金媛媛沟通维权。 图源受访者
“什么脑子才能写出这种剧情？”
2023年6月，金媛媛的案件正式开庭。
庭审采取线上法庭的形式。金媛媛挨着沈洁坐在办公室，心里有过担忧。直到听到庭审结果，她才舒了口气。
法院的一审判决认为，金媛媛已经履行了修改剧本的义务。平台、演员、剧组等不同主体都在开机前后对剧本提出修改意见，这些意见并非统一、稳定、连贯，而是处于难以预测的状态。剧本验收单纯以制作方的认可作为唯一标准“有失公平”。
同时，法院驳回了“颠覆性修改”的上诉，认为开机前的修订不属于合同内约定的颠覆性修改支付范畴，后续与原剧本发生较大出入的剧情，使用的是新编剧的内容。
庭审后，金媛媛和制作方都对部分结果持有异议，双方再次提起上诉。
此时，这部剧已经在视频平台播出，金媛媛看了每一集。
她写的结局彻底改了。原先的剧本里，恶人都被流放，临走前有所悔改，女主只是去送别了他们。
结果屏幕上，女主和恶人一起在屋子里大团圆。“只是替换了结局，但是整个剧的方向都变了。”金媛媛忿忿不平，“坏人没有得到恶报，还和好人一起包饺子，女主成了一个圣女！”
还有她在前几集剧本里埋下的一些“钩子”，也就是铺垫，在后面剧集中都没有展开，导致一些小情节没能接上。
尽管这般割裂在许多剧集中都很常见。刘琳看见，剧组后期所有人都在赶工，没办法把剧本做的特别细致，新编剧很容易遗漏原剧本的细节。而一些大编剧在接下项目后，有其他项目需要跟进，后续统稿也显得着急。
一位编剧曾发现自己被替换后，新的编剧把人物设定全改了。原先人物是一个内心向往正义光明的皇上，结果制片方看到《庆余年》火了，就要求新编剧把人设改成“疯批皇帝”，人物前后完全不同。
金媛媛仍旧感到失落，更多是遗憾的心情。她算过，编剧的生涯只是看起来很长，创作寿命实则很短。如果能顺利接到项目，写满20年也就只有十多部作品。一些剧集也许能做得更好，更完美，一旦错过就难以弥补。
她忍不住去看弹幕、豆瓣里的评论，一条条地翻过去。
有观众评论，怎么把原著的结局改成这样，要给编剧“寄刀片”。当时根据保密条款，剧本的具体改动无法透露，金媛媛只得回复“这个锅我不背”。
另一些观众写下，“越来越弱智，探案不像探案，种田不像种田，能不能用心写剧本！”“屡次做坏事的人能有好结局，编剧三观不正。”微博下还有人留言，“什么脑子才能写出这种剧情？这剧情（编剧）能要得到钱就怪了。”金媛媛没有再回答，心里堵得慌。
而她扫了一眼片头，新编剧以“剧本总监”的头衔位列在她的名字之前。制作方多次宣传，也从未提到她的名字。
2024年11月，案件第二次开庭。
这一回，法院依旧维持了原判。沈洁把判词发给金媛媛。
法院指出，制作方在解除与金媛媛合同之前，新编剧已经参与创作工作。事后署名“剧本总监”的行为，容易造成一般观众的误解，认为全剧内容均出自总编剧金媛媛之手。制作方应对合同解除负主要责任，向金媛媛支付剩余稿酬。
“终于，站着把道理讲赢了。”金媛媛在微博上写下。
这时，程方媛父亲的病情逐渐稳定，她去找在电影学院进修时的老师倾诉，“这件事该怎么办？”资深的编剧鼓励她，你没有做错什么，要说出委屈，勇敢一点。
她在上网时看到了金媛媛的微博，就跑去留言、点赞，两人加上微信。得知金媛媛的经历，程方媛也想要站出来试试。她联系了沈洁，向制作公司提起诉讼。
程方媛记得，公司来找过她和解，条件苛刻。她狠下心干脆不接电话，撂下一句“我有律师了，直接和我的律师联系。”
今年3月，程方媛等到了胜诉。
尽管如此，制作方仍然不履行判决，不接电话。她和沈洁不得不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同样，金媛媛也通过强制执行拿到了尾款。这笔钱在近亿元的项目投资里，占比不到0.5%。
大结局的团圆场景。
金媛媛看到的恶评。 图源受访者
“影响一个人”
胜诉之后，金媛媛听见过非议。
一些人会说，这个编剧是个“刺头”，竟然和资方对着干，很凶很不好沟通。有编剧告诉她，被行业里的人威胁，我和你讲，不要学金媛媛，她都快被封杀了。
更多时候，她看到了希望。越来越多编剧来加她的好友，还把她拉进了编剧的大群。刚进群，编剧们就开始发“撒花”的表情，纷纷写道“这个官司赢了，我们很开心。”“会对以后其他编剧的维权有帮助吗？”金媛媛感慨，很多人之间并不认识，大家都在为编剧的一点点胜利感到开心。
“原来站出来没有这么难。”程方媛笑道，和想象不同，许多熟识的制片方并没有对合作感到排斥。甚至因为维权，一些资方看到她，主动过来联系，有项目感不感兴趣？
沈洁则发现，在一系列维权的案件后，编剧们的想法有了改变。大家都讨论，要在合同里注重署名的问题，不能再是模糊的一句话，而是要细化到怎么署名、在哪里署名。“尽管甲方不一定接受，至少让甲方意识到编剧的重视，或许能保留一部分编剧们的意志。”
但在庞大的行业中，一个群体的水花仍旧微弱。
2000年初，金媛媛还在上大学。那时没有游戏，也没有短视频，文学的氛围尤其浓厚。她喜欢写一些文章、诗歌发在校园网上，也因此认识了中文系的学姐。
对方在一家影视公司工作，问金媛媛，要不要来？“好吧，可以试试。”金媛媛说。
很长时间里，她抱着一丝造梦的憧憬，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写出一个可好看可好看的故事了”。
开编剧会的时候，金媛媛和编剧们会大叫“哇，这个角色”“哇，这个剧情”。想到一些好玩的、好看的点，金媛媛总期待着，播出的时候肯定很爽，能炸到观众。
渐渐地，她面对着更多的否定、质疑。2010年后，改编热门小说成了行业主流。她找到一个关系不错的责编，“我有个原创要不要拿给你们公司看一下。”对方说，别给了，很容易被抄掉创意，而且没数据，公司也不会采纳。
黄蕾在2015年入职视频平台。她看见，剧本过会就是平台4到5个部门根据自己的想法进行投票。当时过会的金标准是“三板斧”：大IP、大演员、大导演。只要能占其中两个，剧本过会的几率就极高。
“看剧本的往往是底层的策划。一个新人编剧写的原创剧本，大的负责人是不会瞧一眼的。”黄蕾说，等策划看完，觉得好再一层层往上推，到执行制片人、制片人、中台，才可能进入过会的流程。
她见到过会的PPT上，所有人都在“对标”：题材是复制最近大火的剧集，人设、氛围感对照的又是另一部热剧。“30而已红了之后，某个平台每个月能收到100部左右讲述三个女生的都市剧。”刘琳苦笑道。
近年来，影视长剧又受到短剧冲击。金媛媛也给制作公司写过短剧剧本，对方说，这一看就是长剧编剧写的，节奏那么慢，还忍不住要铺垫。“我们不需要起承转合，我们要一开始就转，不停地转。”“要带着营销号、抖音的思维，不管这里的逻辑是不是合理，反正这个点要爆起来，要够狗血。”
金媛媛越来越茫然，她想过离开行业，却有些心虚，自己还能做些什么？一段时间后，她再次打起精神，有了创作的热血。
随着行业一次次转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停驻思考。
十余年间，沈洁成立家庭，有了女儿。她感受到，很多时候一些价值观是通过影像最直观地影响一个人。身边总有朋友说，小时候的偶像剧编织了她们对情感的渴望，女儿看了动画片，会想象自己在未来能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她期待着，法律、投资能够发挥指引的作用，告诉行业哪些是好的内容，哪些是恶与不当，“一点点优质内容的出现，可能就会给我女儿多一点好的影响。”
如今，金媛媛时常会想，再过两年还能接到什么项目，要不就和朋友做一个短篇小说集，这样才能培养起IP，把版权抓在手里。她担忧过AI带来的冲击，但看多了，还是觉得没有一股“人味”。
刘琳发现，平台和制作方也在迷茫，“复制爆款”的做法真的对吗？大家看了韩剧《苦尽柑来》，发现慢节奏、讲述真挚情感的剧本，仍然有许多观众能够接受，觉得回味悠长。流量与精品或许并不矛盾，关键是剧本的质量是否尊重了内容与观众。
程方媛仍然坚持原创的想法。她总会想起年少时父母在外奔波，深夜她窝在床上编故事给自己听。
那段时光，让她相信有一个平行世界的存在。长大后，尽管在现实中经历坎坷，当她回到故事里，一切还是如此美好。在这个世界，她有了掌控的权利。
（应受访者要求，刘琳、黄蕾为化名）
股票配资合作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沪深京指数
热点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