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26-02-09 05:32:53
引子
＃本文摘自《成都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1988年10月），作者黄柄，原标题《我在九十五军起义忆录》
正文
1943年，我在国民党陆军大学快毕业的时候，二叔父黄隐曾两度来信约我回第九十五军任职，祖父也来信敦促我到二叔身边工作。可是毕业后我被分配在国民政府军令部第二厅第二处任参谋。1945年初，我被派到驻英国大使馆任陆军副武官，1948年1月奉调回国，任国防部第二厅第四处科长。由于我们处负责国际军事情报的研究工作，因此被列为国防部首批撤离大陆去台湾单位之一。但我不愿浪迹海外去过"白华"式生活，无意随国防部撤走；再则我妻子7月份来到南京，面达过黄隐二叔希望我回军工作之意，于是我以"安顿家小以便去台"为理由，请准短假，在是年10月初回到成都。
这时，军长黄隐任命我为第九十五军副参谋长。我曾想到，今后的生活将会远不如以前，但有参加起义一事的可能，总可以得到一个当"庶民百姓"的机会。我在九十五军的起义过程中，虽然作了一些跑龙套的工作，但只能说是出于叔侄间"私情"，和部属对长官习惯性的作"公谊"而已。
九十五军的演变简史
黄隐为军长的九十五军源于邓锡侯所创建的第八军系统，是邓最可靠的力量。由于这样，抗战前后邓总是设法使九十五军能留驻四川。因为黄既是他看守老营的可靠将军，又是不可须臾离开的军师。二叔思考问题细致周到，观察问题精深独到，故尔曾有"四川小诸葛"之名。邓、黄关系密切，长期共事不悖，也是人所共知之事。
抗日战争开始，原第二十八军奉命扩编为第二十二集团军由邓锡侯任总司令，下辖陈书农（鼎勋）的第四十五军和黄隐的第九十五军。邓率领由四十五军为主力组成的部队出川抗战，与日寇鏖战于晋、豫、鄂及苏北各地，九十五军则留驻四川成都。（1938年1月刘湘病逝后，邓奉命回川接任刘的川康绥靖公署主任职）
1946年，国民党中央以"战后整军"为名，进行全国性整编。九十五军遂被缩编成为"整编三十九师"，黄改任师长事隔不久，蒋介石出于内战的需要，又将各整编师恢复为军，整编三十九师即仍恢复为九十五军，下辖杨晒轩的新九师和谢德堪的一二六师，分散驻于成都、广元段的川陕公路沿线。
1947年春，蒋介石命令胡宗南动用主力部队"攻占延安"，但其有生力量却被歼灭四分之一。胡在后防极度空虚的情况下，通过国防部请调九十五军出川，归他节制和使用，以充实其战力；蒋也想借此抽掉邓的唯一军事支柱，为进一步控制四川开拓道路。邓、黄对此当然洞若观火，借口九十五军是川省绥靖所必需的主要力量，经由行政院长张群出面斡旋才取得只调本军所辖的新九师出川的折衷方案。
为了使出川的新九师不直接参战，免受损失，邓锡侯和黄隐特派卢质以川康绥署少将高参身份，赶赴西安担任联络。其任务是：借陕西省政府秘书长、四川人林树恩之助，以协调好杨晒轩和祝绍周的关系；力陈新九师装备差，训练不足，至少需得有一月的整顿补充时间，最好是担任西安城防，使部队能得到装备的补充和更新。由于在西安绥署中有众多的陆大、军校同学的协助，加上卢质多方奔走，以上任务基本完成。
1947年5月，杨晒轩率新九师由广元出发入陕西，先任西安以北的三原县城防，并就地训练和装备。7月后移驻黄陵县一带担任后方警备，后来杨师彭友朋团调赴宜川县守城，部队被歼，彭团长被俘，该师奉调咸阳整顿。经过邓锡侯同胡宗南协商，向国防部建议新九师部分人员调回川组建第二二五师，由于戒需任师长，仍归九十五军建制；另由一部分人在四川接收新兵组成一个团，然后与陕西省的两个保安团组合成一个师，由九十五军的团长谢麟任师长，编入西安绥署战斗序列。
黄隐军长起义的因素种种
蒋介石对异己力量一贯采取排斥并进而消灭的政策。1947年国共两党的军事较量展开后，蒋介石不断加重四川的征兵、征粮等任务，时邓锡侯主持川政，由于有可靠的九十五军作为后盾，在省参议会和民众的抵制下，他冒着丢掉"乌纱帽"的风险，作出了"请减轻川民政、粮政负担"的公开呼吁。结果于1948年3月被蒋逼迫辞去省主席职务，调其亲信王陵基取代。后蒋介石委任邓以空头官衔"川陕边区绥署"主任，邓愤而不就任。1949年4月张群出任西南军政长官后，始改委邓锡侯为有职无权的长官公署副长官，妄图稳定西南地方局势。邓、黄二人深知形势剧变，处境险恶，时时都处于观望警惕状态之中。如1949年6月，我在重庆代表二叔黄隐"述职"期间，有一天他突然来电话通知我：邓先生受张群的电邀赴渝开会，他到达时，你一定要到机场迎接。当我在机场接到邓时，邓问："你接到你二叔的电话通知了吗？"我说："是的。"他紧接着神情严肃而低声地问我："情况如何？"我说："没有什么可虑的。"这样他匆匆上汽车而去，我之所以能如此有把握地去稳定他的心，一是因为我在晋见张群时，他的确态度诚恳地表示稳定川局，实有赖于邓、黄二先生的通力合作；二是因为我遵照二叔之嘱，代表他去拜访过罗广文、陈春霖，他们也表示要与黄合作，共同维护桑梓。
淮海决战，蒋介石的精锐力量虽损失殆尽，但他还图凭长江天堑以求"南北对峙共分天下"，由于解放大军渡江成功，蒋不得不加紧为他的家业作最后一搏之筹谋。四川条件优越，人力和物力资源不缺，有进可攻、退可守的良好地理形势。但邓锡侯在蒋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极为不可靠的人物，九十五军当然也被视为不可靠的力量。因为邓、黄一致是世人所知，而邓日益频繁地同"民革"等方面进步人士接触和交往，这些都避不开反动派的耳目。
在蒋介石积极营谋以四川作为他的家业再兴的基地过程中，邓继失去军权（撤销川康绥署）之后又失去了政权。黄隐二叔面临着的现实情况则是，在蒋介石大力于四川组建和调进新的兵团和军，并让王陵基迅速拼凑16个保安团的同时，却不允许九十五军成为拥有三个师的军。他从一连串的变化中，已领悟到自己和他所长期率领的九十五军的前途。记得当我协助二叔通过公私渠道谋求九十五军能扩编成为一个拥有三个师的军的努力遭到失败，而且按军的编制应有的装备和武器也长期得不到补充时，他曾忧心忡忡地对我说：我们九十五军现在真是处于"偏房儿的地位了。"言中包含着不安和愤慨。
黄隐二叔在国民党恶意和歪曲的宣传之下，再结合着本人过去的生活历程，不能说对中国共产党没有深重的疑虑。但是自从他同各方面的民主人士接触和交往以来，逐步加深了解到共产党的统战政策同蒋介石的拉一派、打一派纯利己主义手法，是截然不同的两码子事。前者是以为国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后者只不过是"政治权术"的运用而已。在宜川被俘后又释放回成都的彭友朋团长，面告了他在解放区的所见所闻，带回了王震将军口头"致候"之意，使他尚存有的一些疑虑得到进一步的冰释。所有这些，固然是促使他走上起义的因素，而他与解放军二野刘伯承司令员有着较深的历史渊源，也使他有可能取得联系之路。如族弟黄实从南京带回来刘司令员对邓、黄的愿望，继后二野又派出化名"小章"的同志来成都，并带来了联络的密码，作进一步的实质性工作。
九十五军起义前的准备工作
1949年6月初的一天上午，参谋长潘大迥乘汽车来到我家说："你好些了吗？（因当时我有病）军长要我前来约你和我一道同车去公馆，有要紧事商量。"我们见到黄隐军长时，他对我说："你好些了吗？今天要你来是因为张群长官来电要我去重庆述职。"接着他微笑地说："几年来我负责巴山设防，可是所构筑的工事被一个背柴的老太婆靠在上面憩憩气就垮了，我咋好去'报盘'考虑了很久，我认为还是你代表我去一趟最为合适。""为什么？"我问。"你是我们军的副参谋长，又是我的侄儿，身份最为合适；你是从军校和陆大出来的，在那里谈起话来也方便些。""那么我见到张长官后又咋个说呢？""要你来也就是为了商量这个，你先谈谈你的想法。"他说。沉思了一会，我说："既然如此，我们只有来个'以烂为烂'，也就是说我们全盘否定原有的设防工作，然后再另外拟订一个'设防意见'，来作为一个搪塞的东西，你看怎样？""可以这样！"他考虑了一会说："另外，你去重庆后，可以利用一下你的关系，解决解决我们军应该补充的武器装备问题。我们军不但应有的通信器材、重武器等所缺甚多，甚至连其他部队最普遍的卡宾枪也没有一支。我们要有所作为，手头上总得还要有点东西才行。为了这个问题我们不知道花了多少钱和时间，但是问题总还是悬起在那里；陈忠俭（军务处科长）到重庆已经两个多月了，到现在还是不见端倪。""可以要军务处把应该补充的品种和数量列个表由我带去，申请的公文就由我到重庆后看情况再拟办。我只能说去试试看，虽然现在我还不敢说能够全部办到，但是我想总不致于两手空空地回到成都吧！"
从第二天起，我就到军部展开了军用地图，思考了一天多的时间后，调来两名参谋（其中一位就是以参谋的公开身份为掩护，为共产党从事地下工作的苏绍章同志，专职协助我制图和誊写工作），开始搞起所谓的经过实地考察的"巴山设防意见具申"的图上作业来了。
正在我积极从事赴渝准备工作的一天午后6时许，二叔派来一位副官到我的家。他说："副参谋长，军长在家宴客，要我来接你和太太前去作陪。"
我们到达时，西南长官公署办公厅主任周君亮和一个作陪的廖学章已经在客厅里，正和二叔闲谈着。
这是一次纯家庭式的小宴，由二叔的西餐厨师主灶，只有我们五人在座，气氛亲切而随和。二叔在席间介绍说："副参谋长黄柄是我的侄儿，去年刚从英国调回。这次张长官要我去重庆述职，由于我的身体原因，就由他代表我去，他到重庆后还要请多多关照。"
送走客人后，二叔对我说："周先生这次来成都找我，他主要是想利用成、渝两地黄金和银元兑换率的差别，由他的侄子往返于两地之间，由重庆带来黄金，换成银元再带回重庆，以便改善他个人的经济状况，希望我在成都给予必要的照顾。我借这个机会把你介绍给他，对你在重庆进行工作是有帮助的。这次你去重庆就顺便护送着他的侄儿和银元同车前去。"
一共用了3天的时间，我才完成"巴山设防意见具申"的图上作业，并呈交给二叔审阅。他说："把它放在这里等我看一下。你作好后天出发去重庆的准备。现在你去见见邓先生，请示一下他对我们军今后该怎么办的意见，你也可以把它作为在重庆活动的依据方针。"
邓锡侯是在他公馆的花园中接见我的。我们坐在园中的石桌旁谈论着问题。最后邓说："回去见到你的二叔就说我的意见是急速把九十五军现在仍在巴山地区的部队，秘密地向绵阳以西地区收缩。"
我嗅觉出邓的话是话中有话，顾不上吃午饭立即回到黄公馆向二叔汇报。这时他已躺在床上午休，听了我的情况汇报后立即起身下床边穿衣边对我说："要他们准备好车子，你同我一起再去见邓先生。"
我们三人在邓先生的客厅里会谈了约一个小时，邓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看法和意见：共产党军队渡江之后，蒋介石的主力损失殆尽，现在仅存尚可以一战的，只有胡宗南部队，同时它也是共产党军队所要捕捉而消灭的最后一个对象。胡宗南很可能要率他的部队退守四川力图避免在秦岭甚至巴山以北地区与共产党军队决战。如果九十五军不设法尽早脱离巴山地区，则有可能在胡部队退入四川时，被作为其掩护退却的部队使用，到那时候就必然被"胶着"从而脱身不得。蒋介石大势已去，凭着良心我们也不应该使桑梓之地再受战祸之苦，万不得已时，也应尽一切可能的办法把它减小到最低限度。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完整的九十五军的存在，到时候我们想要有所作为时，也就无能为力了。
会谈是在黄隐二叔对我作出这样的指示后结束的："君柄，你去重庆的任务又加上了一个，那就是为我们军向绵阳以西地区的收缩，作点准备工作，创造点条件。"
在出发去重庆的前一天，我再到二叔公馆作行前的最后请示，谢德堪和于戒需两位师长已在那里。黄隐二叔说，"君柄，关于你去重庆的费用问题，我已同德堪、戒需二位商量过了……"
谢师长紧接着不无忿然地抢言："老弟，你尽管用。不够就打电话给我，需要多少我就支援多少，老哥子我给你'扎'起。"看起来在我到来之前，就这一问题他们已经有过一番较为热烈的讨论。我说："我当然会尽力做到不乱花和少花钱的。"
"明早你乘我坐的吉普车出发，君亮先生的侄儿会带上他换到的银元到你的家会齐。"这是二叔的最后嘱咐。
我带上已准备好的礼物和参谋刁纯一、周君亮的侄儿连同他带来的一箱银元，一早离开了成都。
经过一天半的颠簸行程，终于到了山城，住在胜利大厦，稍事整顿后，我对周君亮先生的侄子说："现在我派汽车送你和你所带的东西到周先生家去，顺便代我问候。明天一早我就去拜候他，请将这些礼物代为送上，不成意思，请他笑纳。"
当天下午周先生下班后就径直来到旅馆，他对我的"帮助"表示了谢意之后，我要旅馆备了两份西餐，请他共餐。在进餐时他说："明天去晋见张长官，时间有点仓促，以后天去为好。等我把一切晋见的事安排好了之后，我就打电话通知你，到时候我也会派我的车子来接你的。"
隔了一天，在周君亮先生的陪同下，我到了张群的办公室。事前我就考虑到张是个忙人，应该开门见山地把问题谈完。当他对黄隐二叔的身体状况作了客套式的关怀后问到"我知道你是陆大生，刚从英国回国不久，你在英国有多长的时间？"时，我紧接着就说："有三年的时间。军长身体不好。他对于这次不能来渝亲自向长官述职一事深感歉然的。由于战争形势这样快速地'逆转'，他对巴山现有的设防情况，深感不安。为此，不久前他派我去设防地带作了个实地视察，我发现所筑工事由于使用的材料质量不好，再加之军内现代化施工技术力量严重不足，自然不可能有'牢固而能用'之可言。根据变化了的形势，原来制订的防卫部署计划方案，也不能适应于现实情况的需要。由于这样，军长基于巩固川防是目前至为必要的考虑，特别拟订了一个'巴山设防计划意见具申'，要我转呈长官审阅批示，以便抢时间着手进行。"我把计划呈交后继续说:"军长说，为了桑梓，理所当然地他要在长官的指导之下奋力而为，但是我们军应该配备的武器装备却是大有缺少，这对我们军的战斗力影响至大，希望长官能尽快地解决这个问题。"
"可以把情况写个书面的东西来，我们再研究研究。"
晋见张群前，我第一个去正式拜访的是西南补给司令邱渊。邱是我在陆大学习期间的战术教官，他视我为一个"可以培养的同乡小老弟"对我一向关心。他在办公室对我的特殊而热情的接待，为我以后在他的司令部下面的各科、处等部门的"串门走动"，无形地提供了极为方便的条件。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们交谈了半个多钟头，我请他解决我的汽车在重庆期间的用油问题时，他亲自打电话给供应科:"九十五军黄副参谋长的汽车用油，随到随加，数量不限。"他热情地邀请我当天晚上一定到他家作客。
在邱司令的家里席间我对他说:"邱老师，九十五军是到目前为止所仅存在的较为完整的桑梓部队，为了家乡，对于它所应该得到补充的武器装备，老师一定要大力支持解决。"
"你写了书面报告没有?"邱问。
"还没有，我是想先征求你的意见之后再写。"我说。
"邓、黄二先生素来是我们川人所敬仰的，这个问题我当然尽力协助，你回到成都见到他们二位时，还要代我致意一下。"
我从邱渊办公室出来后，紧接着就去拜会长官公署的第三处作战处孙伯先处长。我们都是陆大三年同窗的同期同学，平时感情也比较好，谈起话来倒还可以直率、随便些。
"老孙，老同学不说假话。我回到九十五军虽然还不到一年，但是我发现它无论在训练、装备和作战经验等方面，都叫人耽心得很。如果你在作战方案里把它作为一个主要战斗力量对待，它将会使你失望的。可是由于它驻在川西一带有很长的历史，与地方上的民间社会都存在着'盘根错节'的关系，自然地成了一条'地头蛇'，因此把它作为安定后方的力量，却可以产生两个中央军以上的作用……所谓的巴山设防等于空事。最近我曾去那里作过现场视察，一切都太令人失望。这次我代表军长来向长官述职时，将当面把我所拟订的修正意见呈交给他，他一定要交给你来研究办理的，到时候我要来当面听取你的意见……要想使巴山设防的工事达到适用的目的，仅以九十五军在这方面的技术力量之缺乏情况来看，是不可能的。虽然它有一个直属工兵营，懂行的只有十一期毕业的副营长一个，其他的人大多是外行，一个指头怎能按住两个跳蚤。为了能及时完成设防，还是以另外调去部队担任为好。"
我们俩三番五次地交换意见，研究情况，甚至有一点争辩的味道，最后他勉强地同意了，但是他又补充说："九十五军的西撤，只能逐步进行，在接防部队未到达之前，不能完全撤走。"
"我当然不会丢老同学的死耗子的，一切都根据你的意见办事。""我们今后可以在电话上随时联系。"紧接着我又说："这次我来重庆还要为我们军请领应该补发的武器装备，你一定要从旁协助一把。负责主办此事的第四处处长我不认识，你能否牵个针引个线。""当然可以，我现在就带你去。"
由于有孙伯先同学的引见和介绍，我邀请了那位处长第二天晚间在胜利大厦餐叙，并约孙作陪。在席间我说："关于九十五军按编制应该补发的武器装备一事，今天上午在晋见张长官时已当面作了口头申请，张长官的意见是要我马上写个书面报告。老兄主管其事，务必多多帮忙。"
孙伯先接着半开玩笑、半带威胁性地说："老黄是我的老同学，这件事就托在你的身上了。九十五军在我的作战方案中是计划使用的主要作战部队，到时侯如果由于武器装备不足而响了它的战斗力，老兄，你是有责任的啊。”
事有凑巧，第二天就是这位处长太太的生日，在席问我就邀请他们两对夫妇在次日去一家舞厅跳舞进餐，以表敬祝随后我又派由成都进来协助我王作的汽车连长、我的侄儿黄坤元带上生日礼品到这位处长的家，代表我向夹人致以“生日祝贺”之意。
各个主要环节业已打通，再有周君亮先生在张群面前的大力“说项”，我军要求补发武器的申请很快得到批准。批准公文一到办公厅主任周君亮先生的手里，他立即就用电话通知了我。
在当时重庆的军工生产和仓库库存量远不足以应付众多部队需要的情况下，“请领武器”倒不如说成是“抢拿武器”。
得到批准消息后，我立即驱车去见邱渊，“邱老师，我们军请领武器的申请，张长官已批准，正式下达的公文正在拟小中。我怕夜长梦多，也担心我的手比别人短，武器能否早日到手，就只有靠邱老师帮忙了，别无他法。”
邱渊一点没有犹豫地当即亲自打电话给仓库负责人：“应发给九十五军的武器正式文件，马上就要送到。这是特急事件，可按照该军领取人员带来的表册清点，先行发放。”接着他回过头问我：“运输车辆问题咋办？”
“我去找你的调运科科长葛兴端解决，我们是军校十一期期的老同学，他一定会帮忙的。”我说。
到了葛兴端的办公室，我开口就说：“老葛，邱司令已经打了电话给仓库负责人，要他在文未到前先发，车辆问题咋办？”
“王伟的部队在重庆（他与我是军校同队同学），现任汽车营营长，我打电话给他，要他立即派两连汽车去装运。”葛回答说。
在重庆花了约两个礼拜的时间，一切事情进行得顺利。王伟亲自率领两连汽车的抢运下，我还未离开重庆之前，就收到由成都打来的电报，告知我应领的武器全部运到。
回成都见到黄隐二叔时，他对我说：“我们军已奉令成立一个输送团，就由你兼任团长，并拨点你领回来的重机枪和迫击炮，组成两个重机枪连、一个迫炮连。考虑到你对军的情况不熟，我特意把张光中从广元调回成都来作你的副团长，你们在文学校同班、军校同期，一定会合作得很好。团内的事可交给他负责，你还是把精力放在军副参谋长的岗位上。”
遵照二叔的指示，我把输送团的训练、整顿、管理等一切事务，统统交由副团长张光中全权负责，有问题需要商讨时，都由他进城面谈或通过电话联系。
一次去黄公馆作例行请示和工作汇报时，二叔说：“你现在主要设法把我们在广元附近地区的部队，隐蔽地向绵阳地区移动。同时要在成都与各方面有关系的保持着联系，以便了解情况和掌握情况。”我即把已有的联系情况向他汇报：“6月份，到成都任四十四补给区司令的曾庆集，是我在军令部二厅二处任参谋期间的处长，他还兼任军事委员会的发言人。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为他提供应答记者对我所管地区战况等问题的资料。因此我们之间除了同乡之谊，也在工作中建立了较为亲切的情感。他到成都后第一个就打电话给我，我们已有联系，并取得他对九十五军‘需要什么就补给什么’的口头保证——我已把军需处长曾品三带去见了他。被解放军‘释放’回到成都的郭勋祺，因过去我们有较好的私人关系，回成都不久就来拜会我。闲谈中我道出他的耳聋并非全真，之后他也说起自己被俘后被送至河南某地，陈毅将军特由前线赶回看望他的情况。显然，他邀朋友打麻将、跳舞等消沉生活方式只是掩护，他是负有一定使命的，我们常往来。至于二王（王缵绪、王陵基）倒是我们该警惕对待的人物，可我在他们那里没有能‘联系’的关系人可找。”
黄隐二叔听后指示：“对曾、郭二人的联系要保持并且要加强，对二王，我们大家随时紧盯着就是。”
根据我的建议，黄隐二叔在其公馆正式设宴款待曾庆集和四十四补给区司令部的一些上层人士；我也以庆贺郭勋祺安全回到成都为理由，在餐馆正式设宴招待，并请了我们军的两位师长、黄述钧副参谋长和在成都的立委赵惠谟先生作陪——这样做是表示我们愿与他们衷诚合作。随着形势发展，我又取得了曾庆集同意我的“一旦成都成为真空，九十五军将同他共同维持治安”的设想；我不但经常出席郭勋祺的家庭舞会，也同意他用马定波和我三人的名义正式举行中秋舞会。
为使在广元地区的部队隐蔽地向西撤移，我们命令部队采取“一步一停顿”的方式，缓慢地向绵阳及其以西地区移动。但驻在碧口地区的奉伯常团和青川地区的胡志超团因位置突出，行动易引起“注意”和猜疑，我们乃下令奉团以搜索情况为名，取道青川，再走江油至绵阳的小道撤走；军长又令其侄儿黄君夔携密令赴青川，要胡志超团绕道松潘撤至灌县归建第二二五师。继后随着形势发展，本军各部队又纷纷向彭县至灌县地区移动——我们选定这些地区作为起义地区，因它们地处成都西北、背靠龙门山脉，历来是九十五军防区；如胡宗南部企图以成都为轴心顽抗，本军可形成严重侧背威胁，必要时能退入山区与胡宗南等部队作长期周旋。
1949年11月以来，由陕入川的胡宗南部队源源进入成都地区，为不使九十五军的字样耀然于他人之目，11月下旬我们在成都的官兵一律把佩戴的胸章符号反面向外扣别在左胸上。
黄隐离蓉率全军在彭、崇、灌地区起义
12月7日上午10点钟，我见到黄隐二叔，将西安绥署作战处处长裴世禹同学到我家拜访时的一段对话告诉他——裴讲到“成都的形势这样紧急，你的军长叔叔这么大一家人还这样地稳得起？！”我答：“有你老兄的照顾和你们的部队作后盾，又有什么惊慌的必要！”
接着我问军长：“二叔，他的这些话是话出有因啊！”
二叔听后对我说：“邓先生给我打来了电话，你猜看，他是从哪里打来的？”
“当然是从他的家里。”我说。
“不是的，是从北门外城皇庙的某地打来的，他已离开了成都。”
我猜想到情势已到很紧张阶段，赶忙回到城里的家同妻子商量万一有情况该如何安置他们。
我回到青龙场输送团团部已是午后4点左右，张光中副团长一见我就报告：“军长正在昭觉寺召集周肇昌营训话（周是黄军长的大女婿，该营属一二六师三七八团）。”“军长十分可能到我们团来，我们到场口去等着。”我说完就同张一起等到近黄昏时分，仍不见他来的踪影。经派人查看，才知道他已率领周营径去崇义桥。
当晚我几乎整夜不能入睡——二叔为什么这样急遽地离开成都？他为什么不对近在咫尺的我作个指示，就带着周营径直去崇义桥？情况一定紧急，我又将如何应付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个问题老在我脑际盘旋。经过一夜思考，第二天一早我就起来写信，并派陈善康副官持信去崇义桥找黄军长面呈——我写信是要他放心，我一定设法力求完整地使输送团归建。
被派走的陈副官去后不久，杨晒轩副军长来电话要我即刻到华兴街军部同他会面。去后杨对我说：“军长在昨天午后离开成都，在成都的部队（军属输送团、炮兵营、卫生营、二二五师输送营）由我负责指挥，你和黄述钧副参谋长协助……除已做好军部警卫部署外，我已令炮兵营长黄君夔派部队进占邮局大楼（现在署袜街的市邮政总局），作为掩护军部的制高点……”
我当即向杨副军长建议：“我们决不能作无畏的拚死抵抗，而应在受到进攻时（最好是有被进攻征兆时）迅速撤退。我现在到东较场去会见曾庆集，希望他到时候能让出我军部队通过新东门撤走的通路——能得到他掩护更好。这种情况发生时，我就率输送团到猛追湾附近接你们。”
12月12日晚，杨副军长从城内打来电话：“胡宗南方面要我们至迟在13日撤离成都，否则将对我们采取行动；明天上午城内部队撤走，先到西门外茶店子集中；你们输送团在11时前务必到达那里，会面后再谈以后的行动。”
我放下电话后，即下令各营连作好第二天开拔的准备，并在9时前在青龙场口集中，取洞子口镇外小道向茶店子出发。见到杨副军长时，他对我说：“我们第一步的目的地是郫县，输送团作为后卫跟进，明天上午在郫县会面，再研究情况。”
当晚全团在郫县犀浦以西村落宿营。第二天早晨我对张、黄二营长说：“我同张副团长先出发去郫县见杨副军长，部队由张营长统一指挥，取小路向郫县开拔。”
中午，我同张副团长随带副官和警卫员到达郫县，正同杨副军长坐下研究问题时，一名守城军官急切跑来报告：想进城的宋希濂一支部队已把县城围住，要我们立即撤出，他们要进驻。我向杨副军长建议，让我先出城以便了解情况——若对方要求谈判，由我代表前去较好，因在他们那里不难找到军校或陆大关系的人员，对我个人危害性可能不大，谈判也方便；且后面跟进的部队不久就到，我在城外便于掌握他们并配合守城部队行动。
我命令守城士兵打开城门，让我与张副团长等出去。看见对方部队均沿小路两旁席地而坐，没有攻城或其他作战行动的象征。我们一行有意识地在道路上来回走动，一则以观察情况，再则以等待对方有人来找我谈话。与此同时我令副官急速迎接我团从犀浦开来的部队，要他见到部队后令警卫排轻装急行军来这里；转告张营长，部队要“含枚”疾行，途中不可与非本军部队交谈；部队不进城，我和张副团长就在这里等候。
对方一直没人找我。不久我部警卫排赶到，其余部队也相继到达。我指挥着部队横插席地而坐的对方部队间而过，分别开赴小路北面的村落暂停待命并做好战斗准备。我部通过完后，我同张光中副团长偕同两位营长巡视了各连暂住地址并作调整。在侦察和选定可作为团进入作战阵地的途中，我对他们说：“城内部队的行止尚未决定，我们当前的任务是配合守城部队作战或掩护他们撤走。我的意见是：在对方有攻城行动或采取其他战斗行动的象征时，我们应先发制人——从我们横插该部而过时，他们对我们是‘友’或‘敌’尚处‘麻木’状态，因此我部的短促突袭可能奏效；对方重兵器不如我们，所以行动时应以迫击炮和重机枪火力为前导，取得一定战果后即刻退守预选阵地；不可死守，应逐步向郫灌公路以北地区撤退。”
不久杨副军长传来指示：郫县城内部队向崇宁撤走，输送团仍作为后卫殿后推进。
是日晚，我们在郫县安德铺以北的村里宿营。第二天（15日）继续行军去崇宁。
在崇宁见到杨副军长时，他说：“军长指示要在灌县、崇宁二地成立军指挥所——灌县由于戒需负责，潘壮达辅佐；崇宁由我负责，你来辅佐并担任城防。军长的意思要你在作好一切安顿之后就去彭县与他一见。”
我到了彭县，军长黄隐把别人代拟的本军作战计划和尚未下达的作战命令拿给我看，并问：“你的看法怎样？”
我看了后提出看法：“我们军就兵力和实际战斗力量来说，都不可同胡宗南部队作硬性、针锋相对的对抗，而应以展开的态势对企图据守成都的胡部形成侧背威胁，并赢得时间便于我军行动。将部队撒开，以持久战的性质部署军队，使主力避其锋芒，他们不可能一举捕捉到我主要力量并进行打击。”
“这样对。”黄隐二叔接着说，“你刚才问我为什么迟迟不公开表态起义，除了因邓先生已经表态，我再没必要外，还考虑到：我一表态就可能遭致胡宗南部队立即进攻——我们与二十四军不同，它们远离成都，而我军就在离成都不远的地方。为避免‘交战’情况出现，我早已嘱在城内的原川康绥署参谋长牛范九与顾祝同参谋总长保持接触，从中斡旋。”
我们还对本军当时面临的情况进行分析：在什邡附近集结的第十六兵团，现在虽由孙元良、董长安率领，但它的前身和基干是原来田颂尧、孙震的川军第二十九军，同我军前身第二十八军在历史上长期相依相存，当不至于对我们采取敌对行动；何况目前形势也不容许他们继续与胡宗南部队配合行动，因此我们的左翼较少顾虑。在崇宁正面的罗广文部队已无继续与胡宗南部并肩战斗之意，现在“龟缩”在温江，其参谋长贾应华又是我军黄军长的亲侄女婿，对罗部动向不无影响。
根据这些情况分析，起义各部的高级将领已云集在彭县龙兴寺——此地成为“川西起义大本营”，故我九十五军在兵力部署上以彭县及其以南地区作为重点。在受到胡部进攻时，我起义军应力避决战，尽力就地周旋。
最后我问黄隐二叔，为什么如此仓促地离开成都，他说：“我听了你同裴世禹的对话不久，周君亮的司机开来了‘西南长官公署’标记的汽车，并说‘周主任要把汽车就留在军长公馆里’之后就走了。我看出这是某种情况的暗示——因邓、刘已去崇义桥，我们的态度自然明朗，所以我急忙坐上这辆汽车而走。若带走城内的部队和你的团则目标太显，危险性就大了。”
离开彭县前，我对二叔说：“保证崇宁安全，我将尽力。但为了万一，不得不撤出崇宁时，就必须将县城东的彭、崇路上桥梁破坏，以争取时间，希望拨点工兵部队负责炸桥。”他当即同意调一二六师工兵连一个排归我指挥。
我九十五军展开后的部队位置是：一二六师加二二五师的刘登选团，在彭县以南地区；一二六师师部设彭县；二二五师（缺刘登选团）分驻灌县、安德铺一带，师部设灌县；军属输送团驻崇宁，担任城防；军属警卫营负责黄军长和军部的直接保卫任务；军直属各营分驻彭、崇公路沿线。
12月下旬以来，形势迅速变化：董长安率领第十六兵团发表“马日”起义通电；罗广文也派参谋长贾应华到彭县向黄隐等洽谈部队起义问题；解放军主力部队已兵临成都城外；胡宗南部队在“南路”发动猛烈攻势，目的是夺路南逃。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以成都为中心的川西和平解放的壮观情景，而九十五军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它在彭、崇、灌地区成功展开的军事行动，对胡宗南部队形成了“致命的侧背威胁”，使蒋介石仅有的这支尚可一战之军变成惶惶奔命的溃逃之众。川西广大人民避免了一场直接战祸之苦，人民解放军也没受什么损失，便取得了解放成都和川西地区的伟大胜利。
九十五军在川西的义举，受到共产党的特别重视。成都解放后，贺龙司令员特在商业街原“励志社”社址宴请我军团级以上干部。3月12日，以段龙章为团长的解放军军事代表团来到彭县，从事对九十五军的思想教育和改造工作。6月中旬，将黄隐调升为人民解放军川西军区副司令员，我军与解放军六十军合编，成为光荣的人民解放军的一部分。我在8月初亦被调到重庆西南军大学习。
(1986年写)
原注：作者黄柄原系国民党第九十五军副参谋长。解放后曾任成都市政府参事室参事、市人民代表，现已去世。
资料来源：
《成都文史资料》第二十一辑（198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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